源起于中国的“桃花源”有着强烈的自然山水美景的形象，最早以文字记载下来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公元376-396）。后人针对“桃花源”传说所作的图绘基本上由陶渊明的文字为参考，发展出不同表现模式。“桃花源”传说和“桃源图”图绘共同塑造了整个“桃花源”意象，并同时以文字和图绘两种不同形式持续发展。
在陶渊明看来，那种无政治存在的完全自由，正是“桃花源”之得以为仙境的根本关键。它的“无政治”理想尤其对于哪些饱受政治迫害或深陷于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而言，最能产生吸引力。这种仙境对应的图绘有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和高丽《御制秘藏诠》。
后来中国士人文化开始质疑桃花源仙境的本质，最具代表性人物为苏轼（公元1036-1101）。他除了否定桃花源为仙境外，还举证其可现实存在于人世间的高度可能性。他在《和桃源诗序》开头便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人世化“桃花源”图绘将仙境山水和田园山水混合一起， 此类代表作有赵伯驹的《桃源图卷》。
同时另一种完全脱离仙境山水，以纯朴风俗来表现桃源世界的图绘出现，如马和之《桃源图卷》，它与人世间的距离用末端那云气中的宫殿来处理。这个模式特别突显一种追求纯朴自由之桃源理想过程中，舍弃人间荣华富贵的觉悟。
十四世纪中国南方文人开始流行隐居山水主题，此主题与“桃花源”的互动进一步淡化仙境传说，加强人世化，陶渊明之桃花源的“当代”版本，典型图绘代表为王蒙《花溪渔隐》。
由于与中国的密切外交、文化交流，韩国很早就有使用桃花源之意象来表达他们对仙境或相似之理想境地的赞美和期待。15世纪，安坚参考佛经图绘，创作《梦游桃源图》。同期，日本京都五山禅僧作为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身处政治和宗教在现实中复杂纠缠的环境中，陶渊明的典范形象经过佛家的转化，桃花源化身也出现在五山文化中，与之相伴随有不少图绘一起促成桃花源的流行。
近代，众多知识分子通过文字来描述自己心中的桃花源，从寓意来讲，都属“乌托邦”、“理想国”。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人类社会的经济、科技实现前所未有的跨越，人们对于生命、空间、宇宙、宗教有了全新认识，当代桃花源自然不再只具有单一属性。在人类交通、通讯发达的今天，人们不相信桃花源这种理想生活空间会存在于眼前世界，用常规逻辑和人类经验已无法解释。
梅乐延续前人的思路，基于中国现状及全球语境，赋予桃花源一个全新诠释。历经一千多年发展，梅乐的桃花源突显其“当代性”，它既是超越现实的多维度空间又是以能量场方式充满眼前世界，同时具备极乐世界特征。 梅乐将自己置身于桃花源历史中，这既是一种现实行为，又是一场模拟行动。
参考引用：《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作者：石守谦）